以前说到猪，大家的第一反应是，憨厚可爱懒笨，但好吃。
现在说到猪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“贵”“不敢吃”但好馋。
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，猪猪们因为“身价高涨”问题，就一直处在风口浪尖的位置，好多人一边吐槽，一边偷偷出去买了2斤回来解馋（是我）。
说到“不敢吃”还是因为北京新冠疫情的传播，最开始在市场里的三文鱼及案板检测到了新冠病毒，“三文鱼携带病毒？”“肉类也在市场里啊，肯定也中招儿了”……一时间大家对肉类闻风丧胆。
但事实上如果新冠病毒通过飞沫、直接接触等方式传播到蔬菜、水果或者肉上。从目前的研究来看，存活期最长不会超过48小时，且病毒并不能在食物中生长。因为病毒跟细菌不一样，细菌可以在死性细胞上快速繁殖复制，而病毒则只能借助活细胞进行繁殖复制。只要细胞死亡，病毒就无法生长。我们购买的食物，不论是蔬菜、水果，还是肉，都是采摘或者屠宰后的，都是死亡的，病毒是无法生长的，存活时间不会太长。不过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，不要购买活禽，不要生吃肉类，一定要煮熟。
最近国务院相关工作组发布了关于食用肉类的一些注意事项，肉叔前几天也给大家进行了科普，复习戳这→不能“淋浴”？那买回来的生肉怎么清洗？
话说回来，猪肉是人体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，也是我国饮食文化的重要元素，吃猪这件事从我们老祖宗那辈就开始了。
延传至今，即便是“猪事”较多，但也阻止不了我们吃猪肉。
其实猪肉在国人的饭桌上，可不是一直都是“霸主”，猪肉也迎来过江湖地位的挑战。
炎黄五帝时期甚至更早的年代，中国人就已经将野猪驯化成家猪，家猪有两大作用，一是食用；二是积肥。虽然中国人早就发明了舍饲，但汉代以前的养猪主要采用放牧形式，和牛、羊等牲畜是一样的。先秦时期的游农经济时代，猪的饲养成本很高，放牧猪不如牛、羊。自商鞅变法之后，猪在农业生产上更不如牛，军事意义上不如马，加之驯化后多被阉割，力大豪勇的特征消失，猪图腾崇拜也逐渐消失了。尤其秦国变法以耕战为国策，尚武好战文化占上风，猪的地位下降就成了必然。
而作为肉食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猪肉也赶不上牛羊肉。《礼记•王制》也说：“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庶人无故不食珍。”《国语•楚语下》中也记载：“天子食太牢，牛羊豕三牲俱全，诸侯食牛，卿食羊，大夫食豕，士食鱼炙，庶人食菜。”物以稀为贵，牛肉自然在肉食排行榜中最为昂贵。
秦汉时期最高档的肉食应该是牛肉了，其次就是羊肉，再次就是鸡肉和猪肉。
在唐代著名的烧尾宴之上，菜谱有通花软牛肠（羊油烹制），光明虾炙（活虾烤制），白龙曜（用反复捶打的里脊肉制成），羊皮花丝（炒羊肉丝，切一尺长），雪婴儿（豆苗贴田鸡），仙人脔（奶汁炖鸡），过门香（各种肉相配炸熟）等。牛、羊、鸡、甚至还有青蛙，就是缺少猪肉。
皇家盛行，自然上行下效，从官员到民间，羊肉成为了宋朝餐桌的头等肉食。在宋朝，猪肉仍然不是士大夫阶层的主要肉食，或者说猪肉仍然是低档的肉食。但在普通老百姓那里，猪肉就是主食了，《东京梦华录》称，每天有上万头猪被贩子们从四乡收购送入东京，无数的猪肉摊贩，无数的“郑屠户”宰杀这些猪，给普通百姓的餐桌上送去肉食。
猪肉开始翻牌，是从宋朝开始的。宋朝三百多年，一直与辽、金、西夏、蒙古等少数民族并立对恃。虽然羊肉占肉食的主导地位，但猪肉开始重新走上历史舞台。五胡乱华三百多年、隋唐三百多年，五代及宋、辽、金、西夏三百多年，蒙古人统领天下百年，是少数民族非常活跃的时期，猪肉此时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，但跟羊比起来，逊色很多。
清朝虽然是游牧民族满人所建，但对猪肉却格外看重，努尔哈赤的名字翻译成汉文就叫小野猪皮，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爱吃猪肉，史载乾隆皇帝的一场御宴中就有“猪肉65斤、猪肘子3个、猪肚2个、小肚子8个、膳子15根、大小猪肠各3根”，闻名于世的太湖猪种群在清朝出现了，大才子兼大美食家袁枚将猪肉列入“特牲单”，称猪肉为“广大教主”，并著文介绍了猪肉的几十种烹饪方法，因为袁枚，猪肉在美食界具有了史无前例的崇高地位。
另一位大才子蒲松龄，从积肥的角度大力推动养猪事业的发展，提出养猪乃“种田之要务”，在他们的推动下，猪肉在食用界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尤其在民间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同，猪肉终于历经几千年后，成功逆转为饭桌肉类之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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